《调查清样》—撰文 | 文一刀

今天，大年初五，起床后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与吃饭，而是看手机，全天候无死角三位一体网格化看手机。

看到一份反映人民生活心态的调查，用1到5做为划分等级来分别标注出各省公众当下心理状况中的兴奋、平静、自信、心烦、愤怒、恐惧、难过和焦虑。根据列出的分值，陕西人民在心烦和愤怒两项得分最高，心烦等级4，愤怒等级3.84，这两项的全国平均值为3.29和3.05。四川人在“迷之自信”方面表现最突出，分值3.67，自信值最低的是湖北2.79，接下来是重庆、广东和陕西，分别是2.92、2.93、2.95。总结下来，这个数据给陕西人民的画像就是愤怒烦躁加忐忑不安。

作为一个陕西人，别的暂时无感但愤怒一项却是扎扎实实。这次灾情的确生变突然，狡猾凶险，但真正让人非常愤怒的是，它不仅是传染病引发的灾难也是一次信息披露的灾难，因为罕见地压制预警信息，让黄金预警期的信息流动被生生切断。

信息的不再流动带来的结果是500万人朝着四面八方以及900万人在江城内的自由流动，给病毒在无声无息中将人“一勺烩”制造了充分的环境。以至于如今，一部分人被推上了生死线，全国人民的生活被迫按下暂停键，这怎能让人不愤怒？

现在的生活，走在路上远远看到有人过来就赶紧绕开；中老年人看到电视讲健康，就失神一样搬个板凳拿本子记；稍有嗓子不舒服咳嗽两声就内心生疑，来回复盘自己过去两周的人际经历，还不放心就提前把自己关屋里。路封了，村封了，店封了，小区封了，人也快疯了。这样的生活，即便你知道当务之急是抗疫，但谁能忍得住胸中怒气？

广东和上海人愤怒指数很低，分别是2.79和2.81，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调节到如此心平气和，不知道这种先进经验值得留在历史的哪根柱子上。

江城市长周先旺在主动找上门来接受董倩采访时，对于信息披露不及时而铸成的大错表示：“披露的不及时，这一点大家要理解，因为它是传染病，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，它必须依法披露，作为地方政府，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，授权以后，我才能披露，所以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。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，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，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，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，而且要求属地负责，从这之后，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。”

这里，他用坦率说出一些事实的方法巧妙掩盖了另外一些事实。没错，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为乙类传染病，乙类传染病中需要按甲类传染病进行预控制的，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、实施。

可同时也规定：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常见、多发的其他地方性传染病，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按照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管理并予以公布，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。

中青报对最早预警医生进行的专访显示，当那位一线医生在21月30日就喊出“有类似萨斯的人类敌人来了”时，其遭遇不是嘉奖而是次日被纪监约谈，再一日被公安传唤并签下训诫书。

直到现在，还有专家站出来说，“如果机械地理解适用法律，我们的确可以认定，鉴于新型肺炎不是SARS，说武汉出现了SARS，属于编造不实信息，且该信息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，符合法律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，给予其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，有其正当性。”

按照这种机械逻辑，敌人已经大批潜入我方阵地了，你还要说哨兵喊“敌人杀过来了”是犯罪，因为他把敌人的番号名称报错了。在2020年1月1日，武汉采取的就是这个逻辑。而错误应用与实施此种逻辑的种种行为，都在一纸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的遮挡下试图溜过去了。

周先旺称“愿意革职以谢天下”，看似坦诚的表态实则尽显圆滑。首先，他是说在封城这件事上如果武汉市民将来怨言大，自己“愿意革职以谢天下”；而不是因为在早期压制信息而贻误战机这件事情上“愿意革职以谢天下”。

封城，现在看来虽然令武汉留下来的900万居民当中未携带病毒者不公平，但却对全国人民来说仍为时未晚，对此非常不满的应该不是其他十几亿人，而是很少一些人，拿封城来套“愿意革职以谢天下”，到底是坦诚还是偷梁换柱？

其次，周市长在做出此种表态时还有几个细节更是尽显精明。一是不提辞职，因为辞职就是在危难时候撂挑子；二是特意使用了革职这一电视剧里常听到的通俗形象说法，而不是程序里有的免职；三是特别提出是事后，以示当下自己无论如何也会顶住的态度。

这位公社干部干出来的市长，对官场的理解与应对，的确已经达到篮球界的NBA水平。看到这一切，怎能不忐忑又愤怒？